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高潮之际，美国大力扶持原子弹的生产，原子武器工业几乎在一夜之间发展到与通用汽车公司不相上下的水平。但是，很少有人知晓，生产原子武器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建筑物被放射物质污染，原子弹的实验给无数没有保护装备的研究人员、士兵和居民造成了伤害。政府的科学家急忙制定防范措施，惟恐癌症大面积爆发以及其他更为可怕的事件的发生。但是，他们采取的主要紧急措施却是骇人听闻的人体实验。医学实验研究人员给波士顿市外的州立男子学校的学生、附近居民食用受辐射污染过的燕麦片，给华盛顿和奥雷根的囚犯以及濒临死亡的病人注射大剂量的钚。随后对那些幸存者进行秘密跟踪观察。记者爱琳·威尔斯姆花费了10多年的时间调查这个事件并写成了《钚档案：冷战时期美国秘密医学实验》。有人认为她的这一壮举很有可能使她再次获得普利策奖。为写此书，她采访了大量的有关人员、幸存者和他们的家属，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对这一复杂和涉及面广泛的丑闻发生的社会和政治背景进行了描述。爱琳·威尔斯姆在书中揭示，最令人诅咒的可能不仅是那破坏了希伯克拉底誓言，而且这些丑闻都是邪恶的策划。她在书中愤怒地写到：“它们不是无道德的科学，而是坏科学。”
威尔斯姆在1994年曾因为成功地揭露了冷战时期洛斯阿拉莫斯的“原子弹博士们”在18个病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他们注射了钚的秘密实验，而获得普利策奖。书中揭露了令人震惊的事实———那些受害者有些很快死去，有些在其后的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生活在痛苦和衰弱之中，还有些人将有害物质传给下代从而导致畸形的隐秘事实。这些揭露导致了克林顿总统“人类放射性实验咨询委员会”的诞生。该书引发的公众强烈抗议在美国的民族意识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威尔斯姆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描述事件和人物的高手。在她的笔下，医务官员明知放射性物质和钚会给人带来的影响，却违背希伯克拉底誓言，践踏法律，这些丑行令读者感到冷风习习，有颤?之感。她那充满文学感染力和激情的对母亲、孩子、蓝领工人和那被魔鬼所折磨而变得穷困潦倒、无法接受教育和疾病缠身的人的描述深深地刻在了读者的脑海里，令人难以忘怀。
60年代，美国著名女生物学家和科学作家蕾切尔·卡逊以她敏锐的眼光在对科学和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大量的好处中，发现了技术给人类带来的负作用。在《寂静的春天》中，她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化学制剂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虽然使得粮食得到增长，但是，同时也使野生植物和动物受到污染，甚至人类本身的生存也受到威胁。她告诫科学界和公众，如果技术在非理性的、偏狭的情感认同下为单一目的而发展，那它将把人类带入到一个没有鸟鸣和花香的“寂静的春天”。作者蕾切尔·卡逊不是在生物学上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但是，她的警告和她的著作不仅震惊了广大公众，也震惊了科学界。在今年《时代周刊》本世纪100名最有影响人物和科学家的评选中，蕾切尔·卡逊榜上有名。她唤起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目的和作用的反思。
如果说雷切尔·卡逊是用预言的方式向人们提出了警告的话，那么，威尔姆斯则是从历史的角度重新提出了科学的目的这个主题。理性的人们会问：科学和技术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科学家的道德标准与公众的道德标准是否一致？科学应该为政治服务还是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国家的利益是什么？科学技术是否可以在求其自身的发展中背叛自己历来标榜的公开性？
公众是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主体。公众是纳税人，科学家和科学团体依靠纳税人的投资在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所谓研究）。科学家有使用投入的权利（因为受过相应教育而获得这种权利），公众有了解自己投入的产出的权利（因为纳税而获得的权利）。在这里，情感处于次要地位。但是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纳税形式的隐性化、公众受教育程度、公众对科学技术的了解程度、大众传媒对最新科学技术信息的传播程度、社会民主化程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性思维受到影响和阻碍。各国调查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和科学素养与对科学的理性思维程度有正相关性。公众的理性思维水平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制约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讲，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并不仅仅是使公众具有科学技术知识和热爱科学，有时，恰恰相反，而是让公众具备监督科学研究和参与科学决策甚至否决科学的能力。
|
